【奇门遁甲起局】奇门遁甲的起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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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门遁甲的起源
奇门遁甲以干支、二十四气配八门五形，其产生，自然在这些概念有了之后。干支、八卦、五形的起源较早（具体的断代后面谈），唯有二十四节气产生于东汉之后，因此，系统的奇门遁甲理论，当产生于东汉之后。
传世的奇门，主要是李氏奇门或林氏奇门。李、林二家，均起于明。史书记载的奇门遁甲著作，最早见于《隋书》。今将《隋书·艺文志》收录的奇门遁甲著作抄录如下：
《遁甲决》一卷，吴相伍子胥撰。《遁甲文》一卷，伍子胥撰。《遁甲孤虚记》
一卷，伍子胥撰。《遁甲经要钞》一卷。《遁甲万一决》二卷。《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》一卷。《遁甲肘后立成囊中秘》一卷，葛洪撰。《遁甲返覆图》一卷，葛洪撰。《遁甲囊中经》一卷。《遁甲囊中经疏》一卷。《遁甲立成》六卷。《遁甲叙三元玉历立成》一卷郭弘远撰。《遁甲立成》一卷。《遁甲立成法》一卷临孝恭撰。《遁甲穴隐秘处经》一卷。《黄帝九元遁甲》一卷王琛撰。 《黄帝出军遁甲式法》一卷。《遁甲法》一卷。《遁甲术》一卷 。《阳遁甲用局法》一卷临孝恭撰。《杂遁甲钞》四卷。《三元遁甲上图》一卷。《三元遁甲图》三卷 。《遁甲九宫八门图》一卷。《遁甲开山图》三卷荣氏撰。《遁甲年录》一卷。《遁甲支手决》一卷。《遁甲肘后立成》一卷。《遁甲行日时》一卷。《遁甲孤虚注》一卷。
一共二十九部著作。可见，在隋代，奇门遁甲之术已经蔚然大观，十分繁荣了。
在这些著作中，署名的作者不多，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，一个是葛洪，葛洪字稚川，自号抱朴子，丹阳句容人，道家的重要人物。其所传《抱朴子》经学者考证为可信史料。在《抱朴子·外篇》重点自叙中，葛洪自称：“晚学风角、望气、三元、遁甲、六壬、太一之法，粗知其志。”可见，历史上的葛洪，确实是精通奇门遁甲的。葛洪学术传承为：道家名人左慈传其祖葛玄，葛玄传于郑隐、郑隐为葛洪之师。通过葛洪，我们可以断定，在东汉，奇门遁甲的理论已然相当完备。
如此完备的理论体系，自然要有一个起源、发展、壮大的过程。那么，奇门遁甲的理论起源何在呢？《隋书·艺文志》给我们提供了第二个线索：伍子胥。
按照《隋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，《遁甲决》、《遁甲文》、《遁甲孤虚记》均为伍子胥所作。然而三部书不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为伪书无疑。问题在于，为何三部书均托名伍子胥？
1983年，在湖北省江陵24号汉墓中，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，其中，有一部名为《盖庐》的兵书。全书共有竹简55枚，计3000余字，《盖庐》之名题于竹简背面。《盖庐》以盖庐提问、申胥的回答形式写成，每篇一问一答，共分九篇。书中的申胥即春秋时代吴国名将伍子胥，盖庐即吴王阖闾。 出土后，直至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一书，《盖庐》这部千年古兵书才正式得见天日。
据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的研究，出土《盖庐》的古墓 “随葬的各种古书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”，而同一古墓出土的《历谱》，上始于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下迄吕后二年 （公元前186年），也就是说，《盖庐》一书至少在前186年时尚存留于世。盖庐的消失，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十年之中，所以不仅司马迁丝毫不知情， 连专门整理学术资料的刘向父子也对它一无所知，因此未能收入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。
从《盖庐》的文字来看，这部书主要谈论的是车战时代的战争理论，当为春秋时期的作品。从书中“毋要堤堤之期，毋击堂堂之阵，毋攻逢逢之气”等文字来看，作者深受《孙子》影响。从“白入月、荧惑入月可以战，日月并食可以战，是谓从天四殃，以战必庆。丙午、丁未可以西向战，壬子、癸亥可以南向战，庚申、辛酉可以东向战，戊辰、己巳可以北向战，是谓日有八胜。”等文字看，作者深通干支五形之学，具有明显的“阴阳家”的身份。
研究春秋时代，最权威的典籍莫过于《左传》。《盖庐》记录的是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对话，《左传.昭公三十年》也记载了一则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，是我们研究盖庐的重要参照：吴子问于伍员曰：“初而言伐楚，余知其可也，而恐其使余往也，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。今余将自有之矣，伐楚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肄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以罢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”
《盖庐》第七章，全文为“敌人待我以戒，吾待之以怠；彼欲击我，我其不能；彼则数出，有躁气，我有静志，起而击之，可使毋兹。敌人陈以实，吾禺以希；彼有乐志，我示以悲；彼有胜意，我善待、我伏待之；敌人易我，我乃疾击之。敌人向我以心，吾以渺遇之；彼易胜我，我以诱之，敌人逐北，我伏须之。彼人阵以实，吾遇以虚；彼有乐志，吾示以悲；彼有胜意，我善待之，可使毋归。敌人来进，吾与相诱，数出其众，予之小利，合则去北，毋使多至，敌人逐北，必毋行次，彼有胜虑，我还击之，彼必不虞，从而触之，可使毋去。敌人来阵，我勿用却，日且暮，我则不出，彼必去，将有还志，卒有归虑，从而击之，可使毋顾。敌人出虏，毋迎其斥，彼为战气，我戒不斗，卒虏则重，众还不恐，将去不戒，前者已入，后有至意，从而击之，可使必北。我警彼怠，何为弗衰！敌人且归，我勿用追，使之半入，后者则摇，众有惧心，我则疾噪，从而击之，可使毋到。两敌相当，我则必定，彼有胜志，我击其后，走者不复，□□□就，（原文缺）彼则失材，开而击之，可使甚病。”这明显是对伍子胥战略思想的发挥。由此可见，《盖庐》的作者未必是伍子胥，但其记录的，确实是伍子胥的言论。
历史上的伍子胥的形象，确实是一个“阴阳家”的形象。历史上正是“兵阴阳家”的形象。《越绝书·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》中，开篇便是伍子胥作为兵阴阳家的精彩言论：子胥曰：“后必将失道。王食禽肉，坐而待死。佞谄之臣，将至不久。安危之兆，各有明纪。虹握牵牛，其异女，黄气在上，青黑于下。太岁八会，壬子数九。王相之气，自十一倍。死由无气，如法而止。太子无气，其异三世。日月光明，历南斗。吴越为邻，同俗并土，西州大江，东绝大海，两邦同城，相亚门户，忧在于斯，必将为咎。越有神山，难与为邻。愿王定之，毋泄臣言。”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分古代兵家为“兵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”四家。其中，“阴阳者，顺时而发，推刑德，随斗击，因五胜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”。我们可以断定，早在春秋时代，便有兵家以阴阳五形之学用于兵事，称为“兵阴阳”学派。纵然《盖庐》为后人辑录，其记载的也未必是伍子胥的言论，但其内容，也是春秋时代兵阴阳家的理论。
知道了上面这些，配合遁甲著作托名伍子胥这一事实，我们可以大胆断定：奇门遁甲之学，发源于古代的“兵阴阳”学派，至东汉经道家学者整理，成为今日的规模。自然，此后的奇门遁甲大家，也对其理论，多有补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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